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在这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东北抗联”)为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留苏群体是东北抗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抗联的创建、发展和斗争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东北抗日战场乃至中国抗日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人员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飞速发展，人民群众在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对教育的重视也与日俱增，出国留学随之逐步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受此影响，20世纪80—90年代，对留学活动和留学群体的研究在学界蔚然兴起。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
在学界关于留学的相关研究中，苏联留学(以下简称“留苏”)教育和留苏群体一直都是热点，尤其是有关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张锡岭通过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派遣留学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情况，论述其对中国革命产生的积极作用；黄新宪梳理早期中国共产党派遣的留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情况，并讨论了这两所学校对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示范作用，由此拉开系统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的序幕。到了20世纪90年代，琚忠友在揭示留苏活动的历史和客观原因的同时，也检讨了其对中国革命的积极、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刘志青以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红军学校、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和苏联红军军事学校为研究对象，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21世纪以来，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研究在方法和视域上都取得了新突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留苏百年”大型图片展览现场
总体来看，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的研究虽然已经较为系统成熟，但这些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视域来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群体的共性特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微观视域辨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群体的特性。以东北抗联为例，东北抗联活动在我国东北地区，其活动范围紧邻苏联，相邻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东北抗联派遣人员留苏具有便利的地理优势；东北抗联在与中央失联后，一直试图通过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中央恢复联系，东北抗联的不少干部频繁前往苏联，甚至在工作之余留在苏联学习，这些原因使东北抗联中的很多将领都有留苏背景，他们属于东北抗联中留苏群体的一部分，而东北抗联的留苏群体从时间上看又属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且占有相当比重。目前学界没有对东北抗联的留苏群体给予足够关注，对他们的特点、贡献、影响和经验启示都还没有系统研究。因此，本文拟从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这一微观视角入手，讨论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以及留苏经历对东北抗联精神品格塑造的影响和留苏群体对于东北地区革命作出的贡献。
二、东北抗联选中的留苏群体
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是东北抗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群体按照时间逻辑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从1921年至1930年，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中参与和领导东北抗联的组建、发展和战斗的人员；另一部分是从1930年至1945年，东北抗联从内部选派到苏联学习的人员，他们共同构成了东北抗联的留苏群体。
(一)东北抗联中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人员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正式建党后先后派遣了大量人员留苏。在1921—1926年的留苏人员中，后来加入东北抗联的就有东北抗联第三军政委赵毅敏和第四军参谋长胡伦。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共两党彻底决裂，我党为了保存革命实力被迫转入地下。受此影响，1927—1928年，中央又分两次集中大量派遣共700余名党员到苏联学习，其中就包括东北抗联重要创始人周保中和杨林，以及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在苏联莫斯科学习期间的周保中
赵一曼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填写的调查表
在建党初期选派人员留苏是我党为顺应中国革命发展的积极尝试，不仅培养了许多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干部，而且大大加深了和苏联之间的联系，为后续向苏联选派人员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东北抗联中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人员在东北抗联的建设、发展和斗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积极参与组建东北抗联武装，成为东北抗联早期的重要领导。
(二)东北抗联自行选派的留苏人员
东北抗联在创立初期就与苏联建立起了联系。1934年10月后，为了同中共中央恢复联系，东北抗联试图经由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频繁派遣干部前往苏联开展工作；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更加艰难困苦的时期，一些东北抗联的领导干部因伤病在东北得不到有效医治而前往苏联；1940年后，东北抗联部分部队为保存实力也退到苏联境内。这些客观原因交织在一起，为东北抗联选派人员留苏提供了便利条件。东北抗联自行选派人员留苏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从1931年到1936年
这一阶段随着东北抗联创建和发展，革命武装队伍迅速成长壮大，急需一批具有较高政治和军事素养的高级将领，东北抗联从队伍内部挑选了一批优秀干部派往苏联学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学忠、李延平、陈荣久和刘曙华等。除了高级军政干部，东北抗联还选派了不少基层军政干部到苏联学习，其中就有朱光和刘风这两位后来的共和国少将。
这一阶段，东北抗联的干部主要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东方大学是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于1921年决定成立的一所“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和劳动者共产党以及苏联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高校，东北抗联的留苏人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原理、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必要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李延平和陈荣久就是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军事专修班学习军事科目。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联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创办，其办学目的则是专门帮助中国革命，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1928年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俄文、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东西方革命史、经济地理、军事学等。
2.第二阶段从1936年到1940年
这一阶段，东北抗联与中央失去联系，转向共产国际寻求支援。东北抗联的一些干部出于工作需要或是疗养治病也前往苏联，在工作、疗养的同时，积极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学习。
东北抗联的干部主要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又称共产国际东方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学习，这所学校是共产国际专门为培养中国东北抗联干部而设立的学校，前后来到这里学习的学员有200多名。不少知名的东北抗联干部如李兆麟、魏拯民、李范五、陈龙、李荆璞、朱德海等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1938年 3月，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七分校和第八分校合并，成立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党校，也称共产国际远东局党校。学校的教学方针力求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教学内容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规划决定；学校的事务工作由共产国际负责。据韩光回忆，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有马列主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其他教材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革命运动史等。军事班的教官全由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专家担任，所以这个军事班又称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
1943年夏，刘亚楼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结束学业后，受命对东北抗联教导旅工作进行指导。图为1940年刘亚楼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留影
3.第三阶段从1940年到1945年
1940年后，东北抗联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1月，中国共产党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在苏联伯力城召开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力会议)，确定了东北抗联临时接受联共(布)边疆区委和苏联远东方面军工作指导关系，并与苏方达成协议，即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根据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从1940年 10月末开始，东北抗联的指战员先后冲破日军的堵截，跨越黑龙江或乌苏里江越境，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地区，建立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
1943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野战演习后部分官兵在北野营合影。
1942年8月1日，周保中等东北抗联领导人在苏联伯力将南、北野营和仍在东北活动的东北抗联人员正式合并，改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亦即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八十八旅。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全体人员即为东北抗联第三阶段向苏联派遣的人员。
东北抗联由于长期处于频繁战斗、生活艰难的困境，一直无法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而在南、北野营休整的这段时期则为强化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东北抗联整训中的军事训练主要由苏联教官负责。军事训练的内容不仅有队列、射击、刺杀、投弹等，还包括学习研究步枪、手枪、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各种武器使用和构造机能，以及滑雪、跳伞、爆破、反坦克、防化等特殊技能训练。部分东北抗联战士还接受了电台收发报、照相、测绘等侦查技术的学习和训练。
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左四)、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左六)与苏联远东军区军官合影
1943年夏，周保中、王一知、李兆麟在北野营留影
在进行紧锣密鼓军事训练的同时，东北抗联将士没有放松政治和文化学习。政治和文化学习都是由东北抗联内部自行组织安排。其中，政治学习主要是结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国内斗争形势以及部队的思想实际来进行的。政治学习教员主要由东北抗联将领担任，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曾多次为东北抗联战士们作专题讲座。文化学习则是根据当时东北抗联将士的自身文化程度将其分为三个中文班和一个俄文班，学习内容以识字为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俄文班中不少人已经可以流利地使用俄语交流，而中文班则基本扫除了文盲。
三、留苏经历对东北抗联精神品格的塑造和影响
东北抗联精神品格是指东北抗联将士在东北抗联创建、发展过程和战斗生活中逐步锤炼和形成的精神风貌、内在气质和深层品性。留苏经历对东北抗联精神品格的塑造和影响，主要体现在理想信念、民族情感和牺牲精神的培养上，为包括留苏群体在内的东北抗联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留苏经历提升了胸怀理想、投身革命的政治觉悟，淬炼了东北抗联将士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在日军连续不断的军事“讨伐”、各种手段的政治诱降、苛刻严密的经济封锁下，东北抗联的旗帜始终不倒，就是因为东北抗联将士胸怀远大理想，有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在这种坚定信念的淬炼和形成过程中，东北抗联中经过马列主义理论熏陶的留苏群体是起了积极引领和助推作用的，且这种政治自觉在有留苏经历的东北抗联将士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魏拯民和掩护人董秀珍及女儿小秋的假“合家欢”照片
东北抗联杰出领导人魏拯民，原名关有为，从1927年年初入党那天起，他就树立了为国家民族奋斗的理想信念，改名为“魏拯民”，在苏联的留学经历更坚定了这种“忠诚”。魏拯民凭借留苏的理论功底，经常亲自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党员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说：“抗联战士要有远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有能力打击敌人。”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工作重担全部落在魏拯民肩上，他集合起队伍，在“向日寇讨还血债”声中继续开展战斗。1940年秋，魏拯民的病情恶化。他鼓励大家说：“你们都很年轻，革命就靠你们……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可是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1941年1月20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密营中不幸病逝。战友们将魏拯民的遗体安葬在密营前的红松下。3月8日，在叛徒的带领下日军来到密营，挖出烈士遗体，将魏拯民将军的头颅割下，带回桦甸县城悬首示众，又在密营门前的红松下惨无人道地焚烧了烈士的遗体。
“魏拯民烈士殉国地”石碑
1951年8月，冯仲云率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抗联根据地分团访问尚志县(原珠河县)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冯仲云，1926年夏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数学系，1930年10月到哈尔滨以商船学校数学教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救国为己任，在中共满洲省委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满洲省委遭破坏后，他到珠河游击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在东北抗联教导旅期间，冯仲云开始自学俄语，把苏联三大报纸《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上有关战争的消息、文章集中翻译过来，加以编纂，作为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的学习教材，被战士们称为政治教育的“大老师”。
(二)留苏经历厚植了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升华了东北抗联将士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
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保家卫国、救亡图存，是东北抗联将士发自心底的呐喊，是支撑和鼓舞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力量源泉。正是为了拯救东北人民于水火，有过留苏背景的周保中、赵一曼、赵毅敏毅然走上了抗日斗争的道路。
周保中撰写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原件照片
东北抗联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周保中，出生在四季如春的云南，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8年11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毅然放弃在苏联优越的学习生活，坚决来到极寒之地东北，与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14年。1942年8月，东北抗联整编为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长。针对自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东北地区有三个并立的省委领导抗日斗争实际，经周保中等同志努力后，1942年9月13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召开全体中共党员大会，“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正式成立，最终统一了东北党组织的领导，确保了有效地开展整训、军事侦察和游击活动，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毅敏，后来经德国辗转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曾先后任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驻东北抗联第三军代表兼政委，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1931年9月18日深夜，赵毅敏和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战友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明目张胆地占领奉天等地，他们立刻意识到：空前的民族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赵毅敏代表省委连夜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
(三)留苏经历孕育了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崇高品质，熔铸了东北抗联将士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英雄气概是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而永不屈服的精神品质和高尚追求。许多有留苏背景的东北抗联将士在抗日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崇高品质，正是血战到底英雄气概的集中彰显。
赵一曼与儿子在上海
赵一曼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的地主家庭，1927年9月—1928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8年，由于工作需要，党组织调赵一曼回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参加抗日斗争。敌人在“报告”中记述了赵一曼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情景：“在押送的中途，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战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就义前，她激昂地唱起了革命的战歌《红旗歌》，迎着灿烂的阳光向前走去，奋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英勇地献出了31岁的年轻生命。
1946年，李兆麟在哈尔滨庆祝苏联红军建军节大会上讲话
李兆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联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45年9月，李兆麟根据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的决定，率百余名东北抗联干部随苏军进驻哈尔滨，先后任苏军管制时期的滨江省政府副省长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之职。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唯一公开的代表，他的活动对国民党在东北的反动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国民党特务开始谋划暗杀李兆麟的罪恶活动。面对复杂险恶的形势，李兆麟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义正词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他坚定地说：“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1946年3月8日，打入中苏友好协会的女特务孙格龄，谎称国民党“接收大员”要就“国大”代表问题进行商议，邀请李兆麟到水道街9号参加谈判。3月9日，李兆麟“应邀”前往水道街9号“参加谈判”。国民党特务用毒茶将其晕倒后，残忍地将其杀害。
四、东北抗联中留苏群体的贡献和启示
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在东北抗联建设、发展和斗争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也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难以磨灭的突出贡献。
(一)回到东北抗日战场，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
留苏群体在苏联大都接受过专门和系统的军事教育，这造就了留苏群体中涌现出许多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其中，李延平和陈荣久都是在苏联学习后才开始担任所在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李延平，1934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1935年冬返回东北后在中共吉东特委工作，1937年11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1938年底，李延平率部在五常、珠河一带作战时壮烈牺牲，年仅35岁。更早前往苏联学习的周保中、杨林、赵毅敏和胡伦，则是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建者。
李延平牺牲地
陈荣久烈士纪念碑
作为东北抗联留苏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东北抗联教导旅，其本身就是军事部队，其在苏联期间一直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派遣小分队，执行各种抗日任务。小分队的主要任务有寻找、收拢与东北抗联各路军失去联系的东北抗联部队；潜伏各地开展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积聚抗日力量；侦察敌情，为苏军搜集战争情报；破坏敌人军事设施和交通运输，打击敌人等。尤其是在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挺进东北，全面反击侵华日军，抢占战略要地，重建党组织、扩充军队，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也为之后解放东北奠定了基础。
进驻吉林省蛟河的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
由于东北抗联中留苏群体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较为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在东北抗联的政治建设和部队教育上也有较为重要的贡献。在政治建设方面，东北抗联中的政工干部有不少都是留苏群体中的一员，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东北抗联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以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
日伪报纸报道称，赵一曼“红妆白马，驰骋哈东”
1934年春，赵一曼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身份在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她担任铁道北区的区委书记，负责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支援抗日军队的任务。经她的努力，首先把群众抗日组织搞了起来，珠河游击区的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相继建立。她通过妇女会组织妇女为抗日战士做军鞋、洗衣服，教儿童唱歌，为群众讲革命故事。她很快在道北区建立了农民游击连，搞军事训练，准备随时配合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军作战。
1957年11月，东北抗联老战士于保合、李在德夫妇参加全国授衔后合影
在部队教育方面，1936年7月东北抗联第三军在巴兰河谷张木营子建立一所东北抗联电信学校，就是由曾在莫斯科军事电讯学校学习的于保合任校长和教官。学校条件虽然简陋，但学员们刻苦学习，掌握了收发报技术，为抗日部队培养了宝贵的专业电信人才。
(二)以其他方式支援东北游击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
虽然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有一部分因为工作需要并没有在苏联完成学习后回到东北抗联队伍中，但他们依然用其他方式为东北抗联发挥作用和贡献。如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学习的东北抗联干部，他们中有不少在回国后没有回到东北，但他们在苏联期间积极向共产国际和所认识的在苏联的党员干部介绍东北抗联同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东北抗联的斗争情况通过苏联为国内所了解。
当时在第八分校任教的陈潭秋在与东北抗联指战员的接触过程中，知道了他们的战斗事迹，他结合东北抗联部队的英雄事迹讲授中国革命史，使许多东北抗联战士深受感动，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他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写了《悼东北抗日烈士夏云杰、陈荣玖、李红光、史忠恒、傅显明诸同志》的纪念文章，还撰写了烈士传记，缅怀先烈们的优秀品德和光辉业绩，号召大家向先烈们学习，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磐石赤色游击队遗址历史照片
杨林，1924年从云南讲武堂毕业，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官。1927年8月，杨林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3月，有留苏背景的杨林从苏联回国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省委派他担任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在他的指导下，东满地区的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各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大队，为东北抗联第二军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32年6月，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杨林，指导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原领导的磐石赤色游击队的基础上创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开创了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三)学成归国后，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除了在东北抗联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还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前文提及的刘风少将，就是我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陈龙在从苏联毕业后，凭借优秀的成绩被派往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负责保卫根据地和中央领导的安全，并在其任职期间运用在苏联所学的安全保卫知识多次立功，极大地保障了延安的安全。
1958年，李范五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
东北抗联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李范五，1938年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返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务科科员，中央情报部研究员，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指导员，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机关总务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了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李范五奉中央之命又回到东北，在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组织和领导了政权建设、剿匪斗争、土地改革、发展生产，为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通过对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新的角度认识东北抗联史、东北地区革命史，也为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东北抗联战士的政治学习笔记
一是重视学习是人民军队的安身立命之本。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依旧风华正茂的重要原因，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保证。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无疑是党派遣党员干部留学或者培训，到进步国家学习革命理论、国家和军队建设经验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我国大批留学人员负笈求学的足迹，记录着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的梦想，伴随着我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毋庸置疑，留学生涯既为东北抗联的留苏群体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学习先进经验和培养人才的可靠经验。
东北抗联战士表演的《还我河山》话剧剧照
二是培养人才是革命队伍建设的万务之要。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系统成熟的革命理论，也有丰富成功的斗争经验，选派人员前往苏联学习对于提高革命队伍的整体素养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论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人员参与东北抗联的创建，领导东北抗联进行斗争，还是东北抗联自行选派的留苏人员在归国重新充实到抗联队伍中，其背后都体现着我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抗联即使是在斗争最为艰苦、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刻，也没有中断过选派人员留苏，而是将选派人员留苏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方法一直保存贯彻下来。东北抗联14年的顽强苦斗以及铸就可歌可泣的东北抗联精神，都是我党以人才为本、不断加强革命队伍建设的生动实践成果。
东北抗联教导旅部分干部于1945年7月的合影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务之急。从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和党派的交流合作，也可以说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既见证了党早期与苏联在军事协作、部队训练、干部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双方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成功案例。黑龙江地区紧靠俄罗斯，不仅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是加强我国和俄罗斯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我们更应当吸取历史经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加快建设开放龙江，高水平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高质量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1948年11月，金日成、周保中和他们夫人在朝鲜平壤
四是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制胜之策。独立自主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中总结的基本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东北抗联中的留苏群体虽然在留苏期间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获得了远超当时在国内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也远离了战火纷飞、充满流血牺牲的前线，不过这些都没有动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进行革命斗争的决心，他们在苏期间坚持不懈通过共产国际联系中央，要求接受党的指挥领导。特别是东北抗联教导旅在当时苏联远东军个别将领要收编他们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决与之斗争。曾在东北抗联教导旅的金日成后来评价时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时就指出：“对试图使中国革命服从于苏联革命或变为苏联革命的附庸的倾向，他是绝不容忍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东北抗联在苏期间也没有停止抗日活动，不断派遣小部队越境进入东北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钳制日军活动。
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更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政治定力，坚定“四个自信”，以自信自立的精神状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身力量。
(本文原载《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25年第5期，作者略有改动，参考文献从略。作者：何伟志，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黑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宋健，系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党史研究一处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